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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的回答

在中国的语境中，尤其是在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的语境中讨论西方社会建设的理论，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活动，更不能将理论背后的应用价值及意识形态轻易地悬置起来。简单说来，在从纵向的历史沿革和横向的现实探索两个维度认真梳理和比较西方社会建设理论之后，我们有必要讨论这些源自西方的社会建设理论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是普适的，何种程度上又是特殊的？同时，更有意义的是，在一个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迥然不同、现有的社会政治体制又完全相左的特定国家，上述形形色色的理论在中国的社会建设中应该面临怎样的应用限度？首先来看西方社会建设理论的普适性与特殊性问题。从宏观上看，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全部社会科学都是18-19世纪欧美社会转型或所谓"现代性"的产物，因为正是由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推动的工业文明的进步和旧秩序的解体，为人类了解自身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正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23]如果有机会考察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和传播学的学科历史，都能够清晰地看到现代社会科学的诞生及其后的每一点进步，无一不与社会与经济结构的变动以及人类社会行为方式的改变息息相关，而后者背后的动力就是两次大革命带来的社会转型或曰现代性的降临。既然欧美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直接孕育了社会学及整个社会科学，在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叙事逻辑中，从一开始建立在单线进化论基础之上的有关传统与现代的讨论就会成为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idea type）。如此，在经典社会科学的文献中，几乎随处可见"传统—现代"这对二元模式变项的各种变式。例如，曼恩的"身份社会—契约社会"，斯宾塞的"尚武社会—工业社会"，马克思的"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滕尼斯的"共同体—社会"，托克维尔的"贵族制—民主制"，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韦伯的"宗法传统经济—理性资本主义经济"，等等。其实，在现代社会信任研究中广泛采用的帕森斯的"普遍主义—特殊主义"，也是一对二元模式变项，并且它与"传统—现代"这对二元模式变项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24]在这里，"普遍主义"对应"传统"，"特殊主义"则对应"现代"。事实上，经典时代有关"社会"的所有"乌托邦"想象，说到底都不过是站在"传统"的此岸向"现代"或更为"现代"的彼岸所作的理论眺望。